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不僅是一種事后的應急處置，更需要強化事前的防控意識，在基層社會治理中，應因地制宜做好創(chuàng)新性工作，守住不發(fā)生系統(tǒng)性區(qū)域性風險的底線，保持全省經濟持續(xù)健康發(fā)展和社會大局穩(wěn)定。

基層治理存在主體“碎片化”等問題

基層社會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對社會風險防控具有重大的影響，基層社會治理機制運轉順暢能夠促進社會風險的化解，然而在基層社會治理創(chuàng)新上仍然存在急需解決的問題。

基層治理主體“碎片化”現象仍然存在。由于基層治理的具體工作涉及的部門較多，各部門之間的協調配合直接影響治理實效，進而影響基層治理長效運轉，甚至會產生“潛在”的社會風險。

基層治理能力的“法治化”亟須提升?；鶎用癖姺ㄖ我庾R不斷提升，公民權利意識逐漸覺醒，尤其是主體意識、平等意識以及自由意識等方面有了極大的提升。但當前基層關鍵少數運用法治思維、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的能力不足，較喜歡采用傳統(tǒng)的簡單粗暴的管控方式，易引發(fā)社會矛盾。

基層社會組織培育的“積極性”有待增強。社會組織的發(fā)展狀況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個國家社會治理水平的高低，也反映出一個社會的發(fā)展狀況。但從實踐來看，社會組織發(fā)展不夠充分、社會動員能力較弱、內部治理結構不健全、貢獻度不大等問題依然存在，同時，促進社會組織發(fā)展的外部環(huán)境尚未形成。

應對大數據風險的“接受度”有待強化。大數據在給我們帶來便利的同時，由于數據匯聚、分析等產生的安全風險也帶給我們前所未有的挑戰(zhàn)。如果基層治理主體不系統(tǒng)的學習、掌握大數據，顯然無法適應當前的挑戰(zhàn)。

基層協商民主的“規(guī)范化”需要加強。基層協商民主工作存在的認可度不高、規(guī)范化不足的問題較為突出，影響了基層社會治理的水平。

六措并舉切實做好事前防控

為進一步創(chuàng)新社會治理進而提升防范化解重大社會風險的能力與水平，可以從以下方面著力：

探索打造聯動風險防控協同機制。對重點風險領域，要聯合各部門力量，形成聯動機制進行防范，加強各部門之間的溝通力度，加強信息交流傳導，明確各部門之間的職能分工與邊界，可以建立健全相應的聯動協調委員會制度，在發(fā)生重大社會風險時，能夠互傳互達，防止因溝通不暢產生的協調盲區(qū)。

發(fā)揮社會組織功能形成合作共治的模式。必須健全社會組織的保障性法律體系，明確社會組織的性質和法律地位、確立公益財產保護的原則、確立引導社會組織自主發(fā)展的原則;同時，應當引入社會組織競爭機制、構建社會組織法治化監(jiān)管的制度機制、明確社會組織管理的執(zhí)法主體，防止多部門執(zhí)法相互扯皮現象的發(fā)生。

推進基層協商民主的規(guī)范化、程序化。發(fā)揮領導小組統(tǒng)籌職能，完善“廣泛多層制度化”的基層協商機制體制;提供培訓服務、創(chuàng)新參與方式，增強群眾對協商的認同感;做好代表選拔、議題審查和會前公示工作，夯實開展協商的條件和基礎;規(guī)范議事的流程細節(jié)，建立專家陪議制度，提升協商效率和理性。

用公開促公正，提升基層政府應對輿情能力。提升基層政府公開意識;加強基層關鍵少數面對重大輿情時的法治處置能力;應對重大社會風險時，要真正做到有預案、有相應的機制，使突發(fā)事件化解在萌芽狀態(tài);提升應對大數據時代的能力。

建立基層成熟經驗的提升固化機制?；鶎由鐣卫碇幸呀浶纬闪艘恍┯行У淖龇ǎ@些做法有的局限于特定地區(qū)，有的則可以在全省乃至全國進行示范推廣，但由于缺乏相應的提升固化渠道，影響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的水平。要推進基層社會治理法治化必須建構長效的上升固化機制，將實踐中已經被證明有效且具有全國示范推廣價值的模式進行總結、提升、固化、推廣。

增強基層普法的實效，促使民眾理性維權?；鶎尤罕姺ㄖ我庾R的提升是社會治理法治化的基礎，因此，必須增強基層普法的實效，促使民眾在發(fā)生矛盾糾紛之時，理性的維護自身權益。必須緊扣群眾需求持續(xù)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，努力使法治進入群眾的意識和觀念。將扼要簡明的法律條文、“適銷對路”的法律服務和動真碰硬的法治手段有機結合，通過法治好用、法治管用引導群眾辦事依法、遇事找法。同時，按照“誰執(zhí)法、誰普法”責任制和屬地原則推進各執(zhí)法機關和各地普法工作，持續(xù)開展法治文化作品推廣和法治文化傳播，進一步營造濃厚法治氛圍。(作者系省委黨校法學教研部主任、教授 吳濤)